巴罗教授的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的多产，而是源于他开创了很多全新的研究领域，每一领域都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的关注和加入。作为一个著名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他的研究历程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在每一阶段他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这些贡献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现代宏观经济学。

    早年作为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巴罗教授是瓦尔拉斯-凯恩斯非均衡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领头人。他和格罗斯曼(H. Grossman)合作，在1971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论文和1976年出版的《货币、就业和通货膨胀》一书中，建立了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配额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该模型是第一个宏观经济非瓦尔拉斯均衡模型，奠定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基础。

    随后，当许多追随者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行时，巴罗教授却离开了该领域，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理性预期革命中，并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奠基者之一。他这一时期的贡献主要在公共财政和货币理论两个领域中。

    在公共财政领域，代表性工作是1974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在该文中，他对传统“李嘉图等价假设” (Ricardian Equivalence Hypothesis)重新进行了阐述，提出了著名的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李嘉图等价假设最早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李嘉图认为，给定政府花费和货币发行，政府具体的融资方式对经济不会产生影响。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凯恩斯主义理论，后者蕴涵税收的减少将导致产出的增加，另外如果公众将政府发行的国债视为净财富，那么债券融资的结果将产生进一步的需求扩张，所以当凯恩斯主义盛行时，这种观点完全被淹没了。巴罗教授发现，在一个跨时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在特定假设（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总付税、代际利他和债券增长不能超越经济增长）下，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那么不管是债券融资还是税收融资，政府所采用的融资方式并不会影响经济中的消费、投资、产出和利率水平。原因是当政府为弥补赤字而发行债券时，公众明白债券变现最终还是要靠增税来完成，即现期债券相当于未来税收，政府债券融资只不过是移动了增税的时间。当公众购买债券时，储蓄的增加正好等于购入的债券量，公众把这部分财富储存起来，直到未来以税收形式被政府征收掉，消费水平和产出水平并不随政府征税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提出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巨大反响和争论，可以说该定理本身就开辟了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吸引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之后他继续从事财政政策方面的研究，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最优税的研究，关于永久性政府开支和临时性政府开支对产出、消费和利率的时间路径影响的研究，同样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和追随。

    在货币理论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是1976年关于货币政策中性的一篇文章，该文发表在《货币经济学杂志》上。他在这篇文章中发现，从长期看货币增长率并不能影响产出、实际利率及其它实际变量，即货币是超中性的。巴罗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68)、卢卡斯(Lucas,1972, 1973）等的货币中性理论蕴涵，在短期，只有非预期的货币增长才能提高产出，预期货币增长（或通货膨胀）对产出没有影响；在长期，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货币当局幻想通过货币政策来提高长期增长率是不可能的。

    80年代巴罗教授在货币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上。一般说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相机抉择型(discretion)和固定规则型(rules)。前者表示政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调整货币政策，每一期政府都可以做最优决策；后者则按照一个或有的规则自动调整其货币政策，政府只在开始时选择一个最优决策规则。早年人们认为相机抉择要占优于固定规则，因为任何一个好的货币规则都可以为相机抉择的货币当局所采纳。基于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Prescott) (1977)的工作，1983年巴罗和戈登(Gordon)在《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货币政策模型中的固定归则、相机抉择和声誉”的论文，该文完全改变了人们的上述看法。

    他们认为，当货币当局宣称将采用某个通货膨胀目标时，该通货膨胀目标是事前最优的，它使得政府的损失函数达到最小。如果公众相信政府承诺，并按照这个承诺形成通货膨胀预期，随之设定名义工资，那么在给定名义工资下，先前所宣称的通货膨胀目标对货币当局而言就不再是最优的了，因为非预期的通货膨胀可以提高产出，相机抉择的货币当局可以违反自己的承诺，采用更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增加就业，即货币政策存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但是公众在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时也会考虑到政府违约的可能性，从而提高通货膨胀预期，使得政府所宣称的通货膨胀目标从一开始就无法操作，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偏差的出现：均衡时相机抉择下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于固定法则下的通货膨胀率，但两者的产出水平相同。巴罗和戈登(1983)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建立公众对货币当局宣称的通货膨胀目标的信心，必须对货币当局加以某些外部规则约束，或者由保守的、注重声誉的领导者来领导，以保证货币当局的言行一致。这样一种规则被许多国家（例如新西兰）写进了中央银行的宪章。

    巴罗和戈登这一工作以及巴罗随后的系列工作，使得人们认识到货币当局最好采用固定规则的货币政策。但这并不是说现实世界中中央银行一定要按照一个简单公式来行事，按照泰勒(Taylor,1993)和麦克凯勒姆(McCallum ,1993)的说法，中央银行固定规则型的货币工具设置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系统性行为，并不完全排除相机抉择行为，在模型框架中相机抉择行为可以被看作是随机扰动项。由此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行为的经验分析和预测开始盛行，可以说巴罗的工作开辟了货币政策研究的新纪元。

    90年代巴罗教授的研究兴趣主要在增长理论上。在理论研究方面，代表性工作包括1990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和1995年出版的《经济增长》一书。在1990年的文章中，他讨论了内生增长模型中政府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分析了最优税收问题。在经验分析方面，他做出了大量的、权威性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关于经济增长的国家间截面分析、国家中不同地区的截面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这些研究表明，新古典增长理论所蕴涵的收敛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成立的，当然这种收敛是一种条件收敛，即只有当所有解释变量都相同时经济才收敛到相同的平稳增长路径，这些解释变量包括政府政策和制度、教育体系、习惯传统、殖民历史、人民的生育行为和储蓄行为等。他认为，穷国之所以发展慢，是因为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对增长有益的解释变量太少了。通过变量隔离，他得出政府政策和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出生率对经济增长有负效应，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弱的负相关性，这些内容大多收录在他1997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国家间经验研究》中。这些经验工作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以1991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的 “经济增长在多个国家截面分析中” 一文为例，据ESI统计，该文被反复引用高达577次，成为90年代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该文和他的其它四篇经济学论文总共被引用达852次，使得他成为过去10年内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人。根据ESI的数据显示，他近期发表的18篇经济学论文总共被引用了1202次。

    目前巴罗教授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和美元化。他与哈佛大学的阿类丝娜(Alesina)最近合作的两篇论文，分析了产生货币联盟与美元化趋势的原因。

    巴罗教授除了进行经济理论的研究外，还从事经济学的普及工作，他是《华尔街日报》和“智力资本.Com” (IntellectualCapital.com)的投稿编辑，《商业周刊》的专栏作者，在报纸、杂志和互联网上撰写了上百篇小文章，发表自己对经济、政治和时事的看法。这些文章文笔犀利，语言风趣，处处闪耀着作者对经济理论和政治、生活的深邃洞察力。例如：“格林斯潘是一个天才，还是一个平凡的幸运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救火者，而是放火者。”等等，他将经济学中最深奥的理论以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读后让人回味无穷。

    因为巴罗教授的学术水平和杰出成就，1996年他被任命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学术顾问团成员，1998年担任美国经济协会副主席，美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院院士，并获得了私人企业经济家协会授予的亚当.斯密奖。

    2002年巴罗教授被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聘为学术指导委员会成员，并于今年9月3日来武汉大汉讲学。届时在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他将为来自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作四次讲座，题目分别为：1、经济增长的经验事实；2、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3、增长理论的更多内容及国际间证据；4、最近的研究（包括宗教、民主、法律制度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内容）。